抗战时期是我国演讲的蓬勃发展期，这一时期演讲的形式日益丰富，既有集会、课堂和街头演讲，也有乡村、工厂和战地演讲，甚至在“乡村角落都有时事演讲或是宣传队的足迹”。演讲的主题也由政治、 国防、 外交拓展到了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内容上小到行业发展，大到国家前途、人类命运都在演讲范围内，话题多元而深刻，催生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演讲文化。
在国共两大阵营之外，爱国民主人士是演讲大军中的又一支劲旅。以冯玉祥、沈钧儒、梁漱溟、马寅初、胡厥文、章乃器、吴耀宗、陈嘉庚等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开展演讲，广泛动员民众、深度汇集民心，为抗日救亡竭尽全力，尽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风范，挺起了中华民族坚硬的脊梁!
首先，爱国民主人士通过演讲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呼吁全国团结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令很多爱国民主人士强烈不满，王造时通过撰文和演讲强烈批判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指出“内战不如外战，同室操戈不如一致御侮”。不仅如此，他还公开同情共产党，同时致力于组建抗日救亡组织来激发民众的抗战爱国热情。1938年，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旋即发动了抗战宣传周活动。演讲成为口头宣传周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沈钧儒、史良、邹韬奋、章乃器、郭沫若、冯玉祥等分别在汉口民众教育馆、武昌商会、汉阳商会等地区发表演说，以鼓舞人心的语言鼓舞群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努力。
其次，爱国民主人士通过演讲传递中国必胜、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共同保卫世界和平。抗战时期，宋庆龄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讲，向人们传递“中国是不可战胜”的坚定信念，她认为“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日本的黩武主义者决不能奴役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也经常利用公开演讲的机会，揭露敌人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一定会破产，鼓励全国民众只要“肯努力、肯牺牲”，一定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1938年，陶行知在美国洛杉矶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讲，向美国人民指出日本在中国所杀的100万人中，有54万是美国提供的战略物资杀死的。这个演讲被一百多家报刊转载，引发了美国国务院的高度关注，促使美国自觉提出“不参加侵略行为”的口号。
再次，爱国民主人士通过演讲推动战时各项建设。在政治领域，抗战期间国统区大后方兴起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爱国民主人士在此期间通过大量的演讲阐述实施民主政治的主张，对否定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推进战时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经济领域，在以民族工商界代表人士为主发起的“星五聚餐会”上，章乃器、吴羹梅、胡厥文、胡子昂、孙越崎、胡西园、康心如、卢作孚等皆与会就战时经济金融、工业生产、产业政策、工商环境等问题发表演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文化领域，郭沫若充分利用演讲对文化文艺工作进行指导，仅在重庆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中进行的演讲、报告、讲话、谈话等，就多达110多次，充分发挥了其作为文化旗手的重要作用。
演讲，说到底是人类在社会中发表自己意见的一种工具。既是工具，关键看这种工具为谁所用。马相伯先生曾说:“演讲得最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与德的人，其演讲必有可观。”现代人一般把口才视为衡量个人才能的重要标志，但纵使口才再好的人，没有正确价值观作为导向，其演讲也必然是“误人子弟”甚至“戕人性命”。很多爱国民主人士正是马老口中的“才德兼备者”，其演讲亦甚为“可观”。
一是“可观”来自演讲者的可敬。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爱国民主人士始终是为抗战呼号奔走、竭尽全力的一部分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精英，是大众心目中自觉承担国家民族使命的、可敬可爱的人。他们虽分属不同阶层甚至不同阵营，但都把“忠诚爱国”和“追求民主”作为毕生的价值指引，一生都在为维护和促进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以国为家、以身报国是他们最浓烈的家国情怀。职教社总干事杨卫玉以“求学与救国”为题，向青年学生深刻剖析求学为救国的道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在演讲中敦促广大妇女支援前线抗日，与“男子共同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猪鬃大王古耕虞，为了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星五聚餐会”上提出中国不能仅把猪鬃作为原料提供给外国，而应“设厂炼制外国所需要之现代化毛刷”，则“世界上无人能与竞争”，可谓思虑良远，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二是“可观”来自演讲词的精妙。在演讲中，说者和听者实际在进行着一场心灵的碰撞，以此共同完成人性和人格的升华。从这一点来看，演讲具备的能量巨大，它能将一种精神和力量转化为持久的实际行动，激励着千万人去进行伟大的奋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44年5月，黄炎培向复旦大学学生演讲时指出国民党挂着“民国”的招牌而一直没有实现真正民主的现实，告诉广大青年民主是“求”则得之，就如“男女配偶也要‘求’的”一样，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人民自己去求，“要想成功得快，一定要‘求得热烈’”“要想成功得彻底，一定要‘求’得拼命”。在诙谐幽默的言辞间将复杂而深刻的政治问题巧妙地转化为听者的行动力，为实现民主政治进行了广泛的动员。郭沫若在邹韬奋的追悼会上形象地比喻邹韬奋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名副其实的钢笔”，将邹韬奋投笔为枪的文化战士形象深刻地烙印在了每一位听众的心里，他高度肯定笔杆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性，指出“枪杆只能消灭法西斯的武力”，而笔杆能消灭“法西斯的生命力”，他嘲笑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笔只是替统治者刷糨糊、刷粉墙、刷断头台、刷马桶的刷把，更是令听众印象深刻，掌声雷动。
三是“可观”来自演讲中处处闪耀着的深邃思想。优秀的演讲往往集语言艺术、情感、思想于一体，这其中，思想是演讲的灵魂，起到直击听者灵魂、引发共情共鸣、催生化学反应的巨大作用。爱国民主人士在抗战演讲中所透露的深邃思想不仅发挥了坚持抗战、指导抗战的作用，更可以跨越时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到指导作用。抗战初期，邵力子面对强权抬头、公理不彰的艰难情形理智地提出了“公理必战胜强权”的观点。马寅初指出，抗战建国当特别重视“物力之培养”与“民生之改进”，中国推进工业化建设将不仅为中国培养“财力”，亦将为国际市场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陶行知认为民主有“新民主”与“旧民主”和“庸俗的民主”与“ 创造的民主”之分，而民主运用到教育方面则表现为教育属于老百姓自己的，教育由老百姓自己办，教育也应为老百姓的需要而办。这些真知灼见，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治史是和过去对话，也是对未来的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然而站在过去和未来交汇点上的中国，既拥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国内空前繁重任务的挑战，遭遇着全球深度嬗变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民族这艘巍峨巨轮已经处在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阶段。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更需要我们以史为鉴，重温这些氤氲着浓厚爱国之情的演讲词，学习爱国民主人士赤忱报国的决心和意志，感受他们于危局中“惊涛骇浪岿然不动”的定力和毅力，领悟他们超越一己得失的情怀和风范，在历史中汲取智慧和经验。唯有如此才能不畏艰险奋勇向前，才能在风险挑战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始终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抗战时期爱国民主人士演讲集》收录了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全国各地发表的演讲稿，真实地再现了民族危亡之际，爱国民主人士奔走呼号、发动全民抗战的大历史，充分地展现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自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正式提出统一战线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回顾和研究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历史，对新时代继续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周巧生，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主党派史和多党合作历史研究，常年为全国统一战线广大学员讲授统一战线理论与历史。近年来围绕统一战线历史与理论研究公开发表论文20多篇，主编重庆市“巴渝文库”出版项目《重庆抗战时期爱国民主人士演讲选集》《潘大逵学术文集整理与研究》，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23年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百年风云——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战大后方漫画文献整理与研究（抗日救亡卷）》以及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档案文献（政治卷）》等著作5部。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学院加挂“重庆中华文化学院”牌子，成为重庆市研究、阐释和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庆优秀文化的重要阵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