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理论研究是民盟盟务工作重要内容之一。民盟湖南省委一直十分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将其摆在突出位置。此次民盟湖南省委员会编写的《民盟湖南省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选编（2010—2014）》，系统而全面的收集了五年来湖南民盟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近五年来，民盟湖南省委发动和组织湖南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围绕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理论研究工作一年一个台阶，扎实稳步地推进，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较大的成绩。

作者简介：

民盟湖南省委员会：湖南民盟省级组织于1949年1月在长沙成立，最初称民盟湖南省支部筹委会，2月改为民盟湖南省支部执委会，1950年2月改为民盟湖南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1952年10月，民盟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选举产生了民盟湖南省第一届支部委员会。1956年改称为民盟湖南省委员会。至今已经历十三届委员会。历任主委（代主委）是萧敏颂、魏猛克、周世钊、卢惠霖、陈新民、王振华、谢佑卿。现任主委为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维刚。

精彩书摘：

两千多年前，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既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也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这种智慧的具体实践，只有在“和”的基础上让“不同”有充分、合理的表达，才能构建真正和谐的政党关系。一、民主党派的趋同发展是必然的（一）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趋同具有历史渊源性和合理性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八个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合作关系，成立统一战线，在长期的并肩斗争中不断发展了这种关系，共同的使命感、责任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和共同奋斗的历史，奠定了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标志是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也就是说，自1948年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起，各民主党派就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趋同的发展道路。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解放战争进入全国性战略大反攻。在全国性解放即将到来、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即将覆灭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的政治主张，符合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阶层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各民主党派立即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不仅以文字形式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从实际行动上，完全倒向革命一边，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质的飞跃，走上了与共产党同舟共济的光明历程。
（二）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局决定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趋同的必然性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建立了亲密的友党关系，创立了世界政党史上独具特色的新型政党关系，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局。在这种局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民主党派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立足点，主动根据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任务，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要求上来”。因此，它们在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等许多方面必然与共产党越来越趋向一致。
各民主党派始终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建设、发展和进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各政党的共同目标。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做了多次修改，据此，各民主党派对各自的章程也相应做了多次修改，其政治纲领、基本任务、组织原则等越来越趋于一致。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年初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是我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同心”思想是对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的最新发展，深刻揭示了多党合作的本质内核，也是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趋同的集中体现。
这种趋同有利于执政党和参政党形成合力，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有效地将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实现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参与的统一、国家稳定与社会进步的统一、充满活力与富有成效的统一，体现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三）新时期的变化与要求决定了各民主党派间趋同发展的必然性1.各民主党派存在趋同发展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基础我国各民主党派自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其社会属性和社会基础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各民主党派是在抗日战争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当时的社会基础介于工农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主要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时候的民主党派应该说有很明确的社会基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了，这部分人被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时候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就成了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在本质上，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利益群体只存在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
2.各民主党派成员界定范围有所交叉、不够清晰，促使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趋向一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员交替，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构成和社会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只是按照历史渊源和地域特点发展成员，有些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会越来越困难，尤其像民革、台盟，其属于原划定范围的成员出现严重萎缩甚至枯竭现象。近些年来，各民主党派经过协商，达成共识，在坚持重点分工的前提下，可按照发展成员总数的30%适当发展其他方面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民革的成员范围界定有“以及其他人士为对象”的后缀表述，“其他人士”的范围非常宽泛，因此，民革的成员范围成了民主党派中最宽泛的一个政党。导致其70%以上的成员是从其他范围和对象中发展，形成了“倒三七”。这必然造成各民主党派成员构成交叉重叠和趋同倾向。从2007年各民主党派新修定的章程看，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的主体界别都涉及教育界和科技界。这也造成了各民主党派的趋同。
另外，各民主党派成员界定的范围也存在不够清晰、不够明确的问题。如民革的成员范围界定中的“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与台盟的“以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中上层人士为主”的成员范围，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把握，容易混淆。民盟成员范围的“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和民进的“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在界线上也难以区别。农工党“以医疗卫生界为主”，但事实上，许多高等院校，也有相当数量和影响力的附属医疗单位，这些单位出现的代表人士，是医疗卫生界人士，还是教育界人士，或是科技界人士（在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学科研究），就很难区别。这也是导致各民主党派趋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3.各民主党派适应新形势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共同要求，促使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趋向一致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也是各民主党派存在发展的价和意义所在，称之为民主党派生命线。《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明确了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性质和地位，并明确规定了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一参加三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要求越来越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涉及的面越来越宽，已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优势领域。各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倍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才的可贵，如民盟就提出了要建设高素质参政党的目标，努力实施“人才强盟”战略。为了适应参政议政的全面性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力求通过组织发展以改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经过多年的努力，各民主党派都发展了一批非主界别的优秀人才，特别是近年来，各民主党派都比较重视发展新社会阶层人士，从而大大提升了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能力，在诸多新的领域都有了“发言权”。
非主界别人士的加入，对于各民主党派优化队伍结构、增强组织活力、提高参政能力、扩大社会影响无疑具有积极作用。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开展的扶贫支边、赈灾助学等社会服务工作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效，与它们拥有一批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不必回避的事实。但同时也导致在发展非主界别人士特别是私营企业主方面互相争抢，片面追求经济实力，造成了各民主党派新的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