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文集，书中对民盟上海市较有影响力的数十位先贤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梳理、叙述，对我们了解民盟的历史以及上海市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恰逢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盟上海市委经过精心准备和积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编纂出版了《沪盟先贤》（第一集）一书，第一集共收录了多位曾在上海生活、工作和奋斗且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代表性的民盟先贤，他们为促进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为发展多党合作事业，为推进民盟工作，做出了非凡的成就。以后，民盟上海市委还将出版《沪盟先贤》续集。

作者简介：

本书由民盟上海是委员会组织编写，上海，是民盟前辈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是民盟精神孕育生发的一方热土，更是民盟事业发展前进的广阔舞台。1946年,民盟中央委派黄炎培、沈志远、黄竞武等来沪筹备民盟上海市支部,是年8月底,民盟上海市支部正式宣告成立。随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梁漱溟、史良等一大批民盟的开创者和领导人陆续来沪，留下生活和工作的足迹，更留下了“以天下为己任”、“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

精彩书摘：

李青崖，原名李允，湖南湘阴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以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小说著称。出身世家名门，曾出洋深造，归国后一边任教，一边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29年至1949年间，先后任上海同济大学附中校长、中国公学文理学学长，复旦大学、湖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大夏大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解放后，先后任震旦大学教授、上海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名门子弟少年英睿李青崖出生于1884年，祖上是大名鼎鼎的李星沅。李星沅当年做过湘军的老帅，在湖南有着极大威望。李青崖出生在这样的名门贵族家里，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从小就得到了的教育。不过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家庭，他的个人婚姻问题早早地就被家长决定了。1902年，仅16岁的李青崖与湖北新军创建人之一吴殿英之女吴琴清完婚。尽管这个门当户对的婚姻出于父母之命，但所幸的是它并未如当时的鲁迅等名人家庭一样，成为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李青崖夫妇和谐度过了一生，从未有绯闻传出，相比那些自由恋爱的男女仿佛还要恩爱一些。
李青崖婚后不久赴上海求学，1907年在复旦公学（后改复旦大学）肄业，同年赴比利时烈日大学理工学院学习，是最早的旅欧留学生之一。他入学时学的是理工科，但不久就因为对法国文学的兴趣而转学法国，潜心研究法国文学。李青崖非常喜欢法国的作家如大仲马、左拉、法朗士、福楼拜等，尤其钟爱的是莫泊桑，他认为莫泊桑的小说在内容上更切合当年内忧外患、急需改革的中国，可以借此鼓励广大国民奋进、积极参与自救。李青崖虽然人在国外，却一直关心国内的局势，据说他还曾资助过国内的革命运动。他的孙子李壮飞曾这样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某个夏天的晚上，我陪祖父在上海淮海路散步的时候，祖父突然说‘国共两党，我赞助过孙中山，教过毛泽东’。赞助孙中山，是孙中山到欧洲呼吁推翻满清时，祖父正好留学欧洲，为此慷慨解囊。”[1]
1912年李青崖学成回国，力图报效祖国，先后在湖南多个学校任教，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组建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当年这帮朋友经常在李青崖的家里聚会，一是因为他为人好客，二来他家里地势宽敞，是长沙最大的私人园林——芋园的所在地。芋园早年名为水月林，是一座寺院，李星沅青年时曾在此攻读，后来就辟其地拟作归田怡养之所。李青崖和朋友在芋园开展过很多有意思的活动，例如1918年与新民学会开办的“留法预备班”，当时李青崖自任法语教员，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等人都是他的学生，据说连徐特立也亲自来听过课；1919年，徐特立等人在此成立“健学会”，组建哲学小组，毛泽东也曾参与。可谓一时人杰地灵，令世人瞩目。
传道授业解惑在李青崖从事过的职业中，教学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他教学严谨认真，学识较为渊博，经常得到学生的赞扬，称其给学生提供了很多有价的建议和启发。而在李青崖的教学生涯中，一次特殊的经历更是引人关注，经常被人当为一桩佳话来讲。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涉及到一位在当时乃至后来都相当有名的女作家。1924年秋，李青崖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教国文，有一次他布置了一篇自由命题作文，当时班上的优等生、才18岁的女学生谢鸣冈交上了一篇题为《初恋》的短篇小说，内容写一个中学女生爱上了一个大学男生，她将其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心灵之爱，不愿让任何人知道，更不愿令对方知道，文中刻意描摹女主角心理上的种种矛盾，情感和理智的激烈冲突。尽管这在青春女子之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愫，但当时还很少有人能像谢鸣冈这样勇敢细致地将其写出来。
谢鸣冈自认为此文构思独特，文笔优美，李先生定会详加批改，给予极大的赞扬。不料一个月过去了，作文簿却迟迟没有发放下来。她等不及向老师询问，可李青崖却说“刚学创作贪大求长是不行的”，要她多学习福楼拜、莫泊桑的写作经验，用多年时间来努力练习写场景与人物片断，要写只写二三千字的小作品，并说正是因为这样的磨练，才让他们最终成就为世界级的短篇大王。年少而又踌躇满志的谢鸣冈听到这番话不免扫兴，从此对李先生的教学失去了兴趣，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再交过作文，于是这学期的作文成绩得了零分。此事在学校一度引起轰动，因为谢鸣冈一直是以国文优秀闻名于校的。谢鸣冈也因此自觉很难堪，从此与李青崖更是疏远，连对方送给她的《波华荔夫人传》也懒得再读了。而这位很有个性的女生就是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的作家谢冰莹，这件事后来还被她写进了《一个女兵的自传》中，可见对她的深刻影响。
1943年，谢冰莹回乡给父母扫墓，在重庆与李青崖邂逅重逢时，据说曾为此事特地对李青崖道歉，认为是自己当年太任性，并且在《李青崖》一文中如此写道：“就在那梦一般的相遇，梦一般的心境里，我了解了李先生的宽宏度量，了解了他的慈爱心肠。”并称赞李是“一位把生命献给文学的人”[2]。于是，这段曾经闹得很不愉快的师生经历最终以圆满结局收场。尽管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作为老师是否应该将自己的创作理想强加于人，对待学生多批评而少鼓励和赞扬，也许是得商榷的。但从此事的动机来看，李青崖当时应该是基于严要求学生的想法，而从后果而论，此事也确实起到了激励谢冰莹努力创作的效果，尽管她的作品特色最终并未能如先生之所愿。
世人皆知李青崖搞翻译，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也写过小说。1933年2月，上海的新月书店曾出版过李青崖的短篇小说集《上海》。有心人记录了当年新月书店为此书做的广告如下：“本书为著者最近两三年来的创作，共短篇小说八篇。其中背景人物各有不同，或为外国使臣，如《中国的哑谜》，或为留学生，如《机器》，或为新旧人物的冲突，如《丧偶的诗人》，或为花瓶，如《新家具》，或为海派专门学者，如《上海》或为三四等政客，如《吉祥话》，或为走狗，如《工具》，或为上海少妇，如《也许是这样的》。作者均用浮雕笔力，把他们刻在纸上，使读者得到新的境界。”[3]从上述广告中用到浮雕这样的比喻来看，李对短篇小说的创作理想并非只是用来要求学生，自己也一直在身体力行中，可谓以身作则了。
[1]汤祚永：《毛泽东早年“驱张”过程中的一段经历》，《人民政协报》，2009年9月1日。[2]谢冰莹：《谢冰莹文集（中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3]姜德明：《余时书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79页。